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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lik 对内森关于加密经济学局限性的评析

    Vitalik 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的?加密经济学和政治学可以如何结合,彼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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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lik Buterin       2021-10-13

    来源 | vitalik.ca


    內森·施奈德(Nathan Schneider) 最近发表了一篇描述了他对加密经济学看法的文章,特别谈了加密经济学方法在治理上的局限性,以及加密经济学可以通过什么来提高其有用性。当然,这是我非常关切的话题 ([1] [2] [3] [4] [5]),因此,看到有其他人把区块链领域当作知识传统来认真看待,并以不同和独特的视角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內森的文章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很简单。存在非常大量的智识成果批评一些它们称之为”经济化 (econmization)"、“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和类似术语的概念,认为这些概念腐蚀民主政治价值,导致非常多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加密经济学的世界具有非常强的经济性 (很多代币到处飞,且赋予了这些代币非常多的功能),非常新 (这个领域已经发展 12 年了!),而且非常自由 (liberal) (自由与自愿参与是整件事的核心)。这些批评也适用于区块链系统吗?如果适用,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以及应该如何设计区块链系统以解决这些批评提出的问题?內森的答案是,更多结合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但要实现这点实际上需要什么,以及它真的能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我的答案是,是的,但还涉及非常多细微之处。


    对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学逻辑有哪些批评?

    在內森文章的开头,他简要描述了对经济学逻辑过度使用的批评。也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对根本的批评继续深入,而是倾向于指向其他已经对这个问题深入分析的来源。

    加密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引起了一系列特别的焦虑。批评者早就警告过不要扩张经济学逻辑,排挤了公共生活中充满活力的政治空间。从墨西哥南部的萨帕塔起义者 (Hayden, 2002) 到像威廉·戴維斯 (William Davies) (2014) 和溫迪·布朗 (Wendy Brown) (2015) 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他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希望由经济学指导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愿望是对民主治理和人类自身的威胁。以下为 Brown 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使人类的每个领域、努力和人类本身都按照经济学的特定形象发生变形。所有行为都是经济行为;所有存在的层面都用经济学术语和指标来表达和测量,尽管那些领域没有被直接货币化。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在受其支配的领域里,我们只是经济人 (homo oeconomicus),遍布各地 (p. 10)

    对于布朗和其他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而言,经济崛起意味着政治——集体对公共利益和实现公共利益方法做决策的空间——的败退。

    在这点上,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批评的”新自由主义“与在 The Neoliberal Project 里可爱的人们热烈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这里批评的是一种”双方交易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而 The Neoliberal Project 赞成的是市场与民主的结合。但內森指向的批评要点是什么?每个人都表现得更像经济人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绕开,看看这个论点的来源,即温迪·布朗的著作《毁掉民主 (Undoing the Demos)》。这本书非常有帮助,提供了最重要的“四种有害影响”的清单(下文经过格式调整和删节,但是是直接引用) :

    • 加剧的不平等,最顶层获得并保有更多的财富,而最底层的人实际上被赶到街上,或进入世界越来越多的在城市和郊区里的贫民窟,而中产阶级的工作时间变得更长,工资更低,福利和保障更少......
    • 对不适合市场化的东西和活动进行粗暴或不道德的商业化。它声称市场化造成对人的剥削,使人更落魄,[...] 对本应该被更广泛获取和共享的东西进行了限制或对获得渠道进行了分层,[...] 或因为它使一些本质上是可怕的或严重污染地球的东西变成可能。
    • 企业和金融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对政治决定和经济政策的支配力量越来越大
    • 金融资本的上升和自由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金融市场固有的泡沫和其他剧烈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影响。

    内森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思路是分析这些问题是如何具体在加密世界里影响 DAO 和治理机制的。内森主要关注三个关键问题:

    • 财阀统治 (Plutocracy):“那些比其他人拥有更多代币的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 [我想补充,是不成比例地多] 的决策权......"
    • 不能接触到多种激励:"加密经济学只看到参与者的某一片面。像自我牺牲、责任和荣誉这些概念是大多数政治和商业组织的基本特征,但难以用加密经济学的激励设计来模拟或接近。”
    • 积极和消极的外部性:“环境成本是典型的外部性,这在系统的认知和与其用户沟通的反馈回路中是不可见的,因为激励......资助”公共物品“的难题是另一个外部性的例子——它还威胁着加密经济学系统的可持续性。”

    对我来说,自然想到的问题是:(i) 我在多大程度上完全认同这个批评,以及 (ii) 这些问题会如何影响区块链,和区块链协议需要实际做什么来避免这些陷阱?

    总的来说我是如何看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的?

    我有些不同意,有些同意。我一直对“粗暴或不道德的商业化”这个批评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经常让人觉得作者试图把自己的厌恶感和审美偏好洗成 (launder) 宏大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这是所有这类意识形态的通病,往往右派 (这里随便举个例子) 甚至比左派更常见。早在我的钱少得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步行一小时去机场以省去乘坐出租车的钱,我记得我曾想过,我很想可以通过献血或用我的身体做临床试验而获得补偿。因此对我来说,认为这些交易是不人道的和剥削的想法从来没有吸引力。

    但同时,我远不是一个支持所有在地自愿双方交易的沃尔特·布洛克 (Walter Block) 式捍卫者。我已经在不同文章中写了我的观点,表达对沃尔特·布洛克清单中部分内容的类似担忧:

    那么,我对混合金融和治理的反对立场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一个复杂话题,我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失败经验——我自己多年来试图找到一个经济上稳定的金融化治理机制——的结果,请看下文...


    金融缺乏合谋的防范

    在被贬称为“球形牛经济学 (spherical cow economics)”的标准假设中,人们通常倾向于关注完美信息 (perfect information) 和完美理性 (perfect rationality)。但是,隐藏在清单中的不现实假设中,让我觉得更具误导性的是个人选择 (individual choice):每个主体都是单独做自己的决定的,没有主体在其他主体的结果里有积极或消极的利益,而且没有"场外操纵 (side games)";在每个主体所作决定中唯一能看到的是我们称之为”机制 (mechanism)" 的黑匣子。

    (译者注:"side games" 的意义衍生于一部西班牙电视剧 Todo por el Juego,其英文译名为 Side Games,该剧从内部探索错综复杂的足球世界、它与当地政治的联系、假手黑手党、球员参与操纵比赛、买卖外国球员......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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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假设经常被用来引导复杂的精巧设计,例如 VCG 机制,它的理论最优性是建基于这些美好的论据——因为每个玩家支付的价格仅基于其他玩家的出价,每个玩家没有动机做出不反应其真实价值的出价来操纵价格。这在理论上是很好的论点,但一旦你引入即使是两个玩家在机制外是联合或敌对的可能性,该论点就会完全站不住脚。

    (译者注:Vickrey-Clark-Groves(VCG)机制是一种通用的诚实机制,用于实现社会最优解。它是 Vickrey-Clark-Groves拍卖的一般化。VCG拍卖执行的具体任务是在人们之间分配物品。VCG机制更一般化:它可以用来从一组可能的结果中选择任何结果。)

    经济学和受经济学启发的哲学很擅长描绘当“参与游戏”的玩家数从 1 增加到 2 时产生的复杂性 (例如可以参见默里·罗思巴德的著作《自由的伦理 (The Ethics of Liberty)》中“鲁滨逊”社会哲学的章节)。但这个哲学传统完全忽略的是,玩家数增加到“3”其实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在两个人的互动里,两个人可以彼此忽略,争斗或交易。而在三个人间的互动里,存在一个新策略——三人中的任意两人可以沟通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第三个人。当要谈论大于 51% 攻击,有小团体以外的人成为受害者时,3 是最低标准。

    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更多的协作只会是好事。但一旦有三个人,错误的协作可能是有害的,而避免有害协作的技术 (包括去中心化本身) 会变得非常有价值。而这种对协作的管理正是“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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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引入不平衡协作 (unbalanced coordination)的可能性:这不只是“个人 vs. 群体“,而是"个人 vs. 群体 vs.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使用这个框架来理解”金融“的陷阱。**金融可以被看作是一套模式,它自然地从许多种并不试图避免合谋的系统中产生。**任何声称非金融性但实际上没有努力防范合谋的系统,都将最终需要金融的特点,否则会出问题。要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比较一下我们都熟悉的两个积分制度 (point system):金钱和推特点赞。这两种积分都因外在原因而变得有价值,两者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身份地象征,两者都是人们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优化,试图获得更高分数的数字游戏。然而,它们的行为却大相径庭。那么,它们之间地根本区别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这是因为缺乏一个有效市场使得这样的协议变得可能——“如果你点赞我的推特,我也会点赞你的”,或“如果你给我支付其他货币,我就点赞你的推特”。如果这样的市场存在并易于使用,推特会完全崩溃 (会发生类似于超通货膨胀的事情,可能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会运行自动机器人,去点赞每条推特以索取奖励),甚至今天非法存在的”点赞换钱“市场对推特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钱来说,”如果你发送 Y 给我,我就发送 X 给你“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攻击向量,这只是一个无聊古老的货币交换交易。一个不防止以赞换赞市场的推特翻版会出现”超通货膨胀“,变成每个人点赞所有推特,而且如果推特翻版尝试通过限制每个用户可以点赞的数量来阻止过度膨胀,那么点赞就像变成一种货币,最终结果就像推特新增的小费功能一样。

    那么,金融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金融是优化了和结构化的合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现有的经济工具来寻找金融引起问题的地方,以了解如果你引入合谋,哪些机制会被破坏!不幸的是,投票治理是这个类型的核心例子;我在文章“治理,不止于代币投票”和很多其他场合解释了原因。

    这样,我们得出了根本难题:密码朋克精神本质上是关于建立最大程度上不可篡改的系统,它们在尽可能的少关于谁在参与的信息下工作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但建立新的治理形式要求系统掌握更多参与者的信息和动态响应攻击的能力,以在应对具有不可预见动机的行动者时保持稳定。无法做到这点就意味着一切看起来就像金融,也就是说,长久以来集中利益的过度代表和所有的问题都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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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否一只狗的 0.0244。但这对治理来说意味着什么?图片来源


    在理解 Kleros 和普通法院之间差异中,合谋起核心作用

    现在,让我们回到内森的文章。金融和非金融机制的区别在该文章是关键。我们从对 Klero 法庭的介绍开始:

    陪审员通过正确选择他们预期其他陪审员独立选择的答案来获得奖励。这个过程实现了博弈论里的“谢林点 (Schelling point) (Aouidef 等, 2021; Dylag & Smith, 2021)。这种陪审团不进行讨论,不会一起寻求公共利益;其成员通过自我利益联合起来。在来到陪审团之前,案件的事实依据应该不是来自官方机关或有声望的新闻组织,而是来自同样受寻求奖励动机所约束的匿名用户。预测市场本身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的:人们在一定会获得或丢失等同于金钱的利益时能做出更好的预测。在这里,讨论中的总统选举的政治已被彻底转化为一个经济体集群。

    隐含的批评很清楚:在 Kleros 法庭,陪审员做决定的动机不是基于”真实的“正确性或不正确性,而是基于他们的金融利益。如果由 Kleros 来决定 2020 大选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胜出,其中一个 Kleros 陪审员非常喜欢特朗普,预先承诺会投票给它,并贿赂其他陪审员投同样的票,那么其他陪审员很可能会因 Kleros 一致性的激励而跟从他们投一样的票:如果陪审员的投票与大多数人的投票一致,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奖励,否则会受到惩罚。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答案是退出的权利:如果 Kleros 陪审团的大多数对特朗普在大选胜出投票,少数人可以启动一个 Kleros 分叉,认为拜登获胜,他们的分叉很可能得到比原来更高的市场价格。有时候,这实际上真的有效!但就如 Nathan 指出那样,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但退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不论是从社交媒体网络上还是一个协议。像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些早期面市的区块链持续占主导地位,表明加密经济学同样有利于在位者。

    但是隐性批评同时伴随着隐性希望:常规法院某种程度上能够超越自身利益,“一起寻求共同利益”,因此可以避免一些失败模式。有什么是金融化的 Kleros 法院缺乏但非金融化的常规法院保有,使得它们更强大的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常规法院缺乏 Kleros 法院的显式一致性激励。但如果你只照搬 Kleros 的模式,去掉一致性激励 (比如,投票会有奖励,但不取决于你如何投票),其他什么都不变,你其实有制造更多问题的风险。Kleros 的法官可能变得懒惰,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对于你如何投票完全没有激励,即使是最微小的贿赂也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决定。

    现在我们得出了真正的答案:金融化的 Kleros 法院与非金融化的常规法院的关键区别在于金融化的 Kleros 法院是......金融化的。他们没有尝试明确地防止合谋。另一方面,非金融化的法院以两种方法防止合谋:

    • 贿赂法官以特定方式投票是明确非法的
    • 法官这个职位本身是不可替换的 (non-fungible)。它被授予特定精心挑选的个人,他们不能简单离职、出售或重新分配他们全部的审判权和工资给其他人。

    政治和法律体系之所以能起作用,唯一的原因是在幕后进行了大量深刻思考和艰苦工作,以把决策者从外部激励隔绝开来,且如果发现他们从外部接受激励,会明确对他们进行惩罚。缺乏外部动机使得内在动机充分发挥作用。此外,不可转移性使得治理权给与那些我们信任其内在动机的特定行动者,避免治理权总是流向”出价最高者“。但在 Kleros 的例子里不能确保没有敌对的外部动机,可转移性也不可避免,因此机制内过于强大的外部动机 (一致性激励) 是他们可以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当然,Kleros 所依赖的”终极后盾“是用户能够分叉的权利,它本身依赖于社会性协作——这是一个混乱而困难的制度,经常被加密经济的纯粹主义者嘲笑为”社交媒体证明“,它起作用正是因为公共讨论到处有大量非正式合谋检测和预防。


    理解 DAO 治理问题中的合谋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可以期待投票者达成一致的单一正确答案,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从裁决转向治理的地方 (是的,我知道裁决也有不可避免的灰色边缘案例。这些情况在治理中更常出现)。

    内森写道:

    用经济学来治理并不新鲜。股份制公司传统上是按财阀治理来运作的——更多的股份意味着更多的投票权。这种安排在经济上协调股东的利益是有效的,即使它可能把公平工资和环境影响这些外部性置于一旁......

    在我看来,这实际上退让太多了!一旦你放弃了没有合谋的球形牛假设,通过经济学来治理就没那么”有效“了,因为它本身就容易发生 51%的股份持有者合谋清算公司,并在他们间分公司的资源这种事。这种情况不经常“在现实生活”发生的唯一原因是,几十年来的股东监管已经明确地建立起来了,以禁止最常见的滥用行为。当然,这种监管是非“经济学”(或,用我的行话说,它使得企业治理不那么“金融化”),因为它明确禁止合谋。

    值得注意的是,内森赞成的措施并不尝试监管代币投票。相反,他们试图通过与额外的机制结合,以限制其弱点带来的危害:

    不同于像其他协议一样依赖直接代币投票,The Graph 使用类似于董事会的调解层——Graph Council (Graph 理事会),协议的主要股东团体都有代表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提议有可能偏向一个股东团体的利益而不是其他团体,而通过理事会来通过决策需要多个股东团体的同意。同时,Snapshot 投票会给理事会压力,要求执行持币者的意愿。

    在 1Hive 的例子中,反金融化的保护措施是只通过文化手段:

    根据在 1Hive 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依据口号,“为蜂蜜而来,我蜜蜂而留”。也就是说,尽管人们第一次接触和探索 1Hive 时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但参与者明白社区的首要价值是人际关系的、社会的和非经济的。

    我个人对后一种手段是持怀疑态度的:它在以趣味为导向的低经济价值社区可以发挥良好作用,但如果要在更广泛地开放参与、更严肃的系统里尝试使用这种方法,就会有足够的利害关系招致准备充分的攻击,它将无法长期存活。正如我在上文写到的,“任何声称非金融性但实际上没有努力防范合谋的系统,都将最终需要金融的特点。”

    [编辑/更正于 2021.09.27:有人提醒我注意,除了文化之外,金融化受限于(i) 信念投票 (conviction voting),和 (ii) 陪审团执行契约 (covenant)。从长远来看,我对信念投票持怀疑态度;现在很多 DAO 使用它,但长远来说它会被封装代币击败。另一方面,契约就很有趣。没有详细查清楚是我的错]

    (译者注:信念投票指的是在决策过程中,资助提案的选择是基于社区成员持续表达的综合偏好。也就是说,投票者需要不断表达他们对某个提案的偏好,而不是一次性投票。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改变他们的偏好,对同一个提案的偏好持续表达的时间越长,他们的信念值就越高,影响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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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钱叫 honey。但把钱称为 honey 就足以使它以不同于钱的运作逻辑了吗?如果不能,还需要做什么?

    The Graph 的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防止合谋的实例:参与者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来自不同的选民团体,是值得信任和正值的人,不太可能出卖他们的投票权。因此,如果该方法能成功避免中心化,我就看好它。


    我们应该如何更普遍地解决这些问题呢?

    内森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关于古典的、从未实现的自由民主的餐巾草图 (布朗,2015) 会描绘出一个被政治 (通过商议公共利益来治理)包围的市场 (通过经济激励来治理)。经济学有它的位置,但这个系统并不完全以经济学的逻辑运行;指导市场的规则,以及它一开始的启动都是通过民主方式决定的,建基于公民的公民权利而不是他们的经济权力。通过在系统的底层设计民主,有可能能够克服在加密经济学中容易受到的各种限制,例如通过大众参与对抗财阀统治,以及使那些市场无法看到的外部性变得可见。

    区块链政治理论和传统的民族国家政治理论之间有一个关键区别——从长远来看,民族国家很可能不得不向区块链学习。民族国家理论说的是”市场是内置于民主系统的”,好像民主是一个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基础层。但现实并非如此:有多个国家,每个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允许与他们无法监管的国家及逆行贸易。个人和公司可以选择他们生活和做生意的国家。因此,市场不只是嵌在民主内部,它们还包围着民主,现实社会是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区块链系统不是试图对抗这种相互关联性,而是拥抱它。区块链系统没有能力规范“市场”,也就是人们自由交易的一般能力。但它可以做的是规范和构建 (或甚至创建) 特定市场,设立特定行为模式,这些行为的激励最终由有内置反合谋防范措施的机制设定和指导,并可以抵御来自经济行为体的压力。事实上,这也是内森最终要走向的方向。他对 Civil 的设计有正面的评价,它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例子:

    这个流产的基于以太坊的项目 Civil 试图利用加密经济学来保护新闻业免受审查和避免专业标准的下降 (施奈德, 2020)。该系统有一部分是公民理事会,一个由知名记者组成的委员会,作为最高法院对网络新闻室的做法作出裁决。代币持有者可以通过成功挑战新闻室的做法获得奖励;挑战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公民理事会的判决,这种方式旨在让商议免受经济动机的影响。这样,加密经济学下的市场履行的是一个非经济性的社会使命。这种设计使得加密经济学网络实现的不只是经济反馈回路。

    这从根本上说与我在 2018 年提出的一个想法非常相似:通过预测市场扩大内容审核规模 (prediction markets to scale up content moderation)。与其通过在所有内容上运行低质量的人工智能算法来进行内容审核,出现大量主动错误信息,不如每个帖子上都有一个公开的小型预测市场,如果数量够高,就可以有一个高质量的委员会介入裁决,预测市场参与者会根据他们是否正确预测结果而受到惩罚或奖励。同时,如果预测市场得分显示帖子将会被删除,没有明确选择参与预测游戏的用户不会看到该帖子。这种公开但可计算的审核是有先例的:Slashdot meta moderation 可以说是一个有限版本。这种元审核 (meta-moderation) 的更金融化版本,通过预测市场可以产生更优的结果,因为激励会吸引非常有能力的和专业的参与者参与进来。

    内森进一步展开:

    我认为,将加密经济与政治系统组合起来,有助于克服单独困扰加密经济学治理的限制。引入以目的为中心的机制和时间调控可以弥补代币经济的盲点。但我并不是完全反对加密经济学。我也不是说,所有这些政治机制必须在每个应用和协议上都有。自由民主理论允许民主结构中有多元形式的协会和业务,同样地,政治可能只在生态系统的一些关键杠杆点上是必要,以克服加密经济学自身的限制。

    这似乎大致上是正确的。如内森在他的结论指出般,金融化是有益处的,因此它吸引大量的积极性和能量到系统的构建和参与,否则这些系统就不会存在。此外,防止金融化是非常困难且高成本的,节制地把它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效果最好。但是,如果金融化系统的激励机制是建基在一个根本上是非金融化的系统,那么它也确实会更加稳定。

    预测市场避免了代币投票固有的财阀统治问题,因为它们引入了个人责任制:赞成最终被证明是错误决定的用户比反对的用户会遭受更多损失。然而,预测市场需要一些统计数据作测量,而测量预言机仅通过加密经济学提供安全是不够的:至少需要社区分叉作为抵御攻击的后盾。而如果我们想避免频繁分叉带来的混乱,在核心有一些其他非金融化机制是非常有价值的选择。


    结论

    内森的结论写到:

    但加密经济系统不受外部监管的自主性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失控的反馈回路的影响,当中狭隘的激励机制会压倒公共利益。这些系统的设计者已经展现出令人钦佩的能力,可以设计出非常多种类的加密经济学机制。但加密经济学要实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制度范围,它需要为不那么经济学形式的治理留出空间。

    如果加密经济学需要一个政治层,而且不再是自足的,那么这样的加密经济学能实现什么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加密经济学可以成为保障民主和以价值为中心的治理的基础,其中激励可以减少对军事和警力的依赖。通过成熟的设计,结合不那么经济学的目的,加密经济学可以超越其原初的限制。政治学也需要加密经济学......通过结合加密经济学与民主,两种遗产似乎都可以受益。

    我大致上同意这两个结论。防止合谋的论述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加密经济学的纯粹主义如此严格地压缩设计空间。“金融”是在当系统不试图防止合谋时出现的一类模式。当系统不防止合谋,它无法区别对待不同的人,或甚至无法区别对待不同数量的个人:只要有一个“位置“能施加影响,这个位置的拥有者就可以把它卖给最高出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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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上的槌子。如果这些事真正带来相关审判权的 NFT,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世界,但我肯定不像成为被告!

    另一方面,以防御为重点的设计的论述在谈论基于区块链设计的优势上被低估了。民族国家系统在应对威胁时常常用这两种总体化思维的一种:关闭边境或征服世界。关闭边境的方法是试图在系统可以规管的”内部“和不能规管的”外部“做出明确区分,严重限制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流动。征服世界的方法则试图把民族国家的偏好治外法权化,寻求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生不想要的情况的状态。区块链在结构上无法采取这两种方法,因此它们必须寻求替代方案。

    幸运的是,区块链确实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在手,使在这种多孔环境下提供安全性变得切实可行——密码学。密码学使得每个人都能对一定治理程序是否完全按照规则执行进行验证。它让所有行动都留下可验证的证据线索,尽管零知识证明允许机制设计者自由选取和选择什么证据是可见,什么证据不可见。密码学可以甚至防止合谋!区块链允许应用所在的底层是它们的治理无法控制的,这使得它们可以有效执行技术,确保每个规则变更只能在60天后起效。最后,自由分叉就更有用了,而且分叉的经济和人力成本比中心化系统低得多。

    基于区块链的精巧设计可以给世界提供很多东西,这些都是其他种类的系统没有的。另一方面,Nathan 强调区块链化并不应等同于金融化,这是完全正确的。基于区块链的系统有非常多的空间看上去不同于货币,而且我们的确需要更多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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